2002年，荣智健成为中国首富。他以“资本家的后代”和香港新一代富豪自居，过着极端奢侈的生活，平时行事低调，在周末会带着私人厨师到欧洲庄园逍遥享受。为了满足女儿出海游泳的爱好，他特意购买了价值逾千万港元的新游艇。因此被讥为“挥金如土纨绔富豪”。在香港人心目中，他还是一个为了敛财而不择手段的地头蛇，2005年他把自己参股的东西两区海底隧道强行加价60%，使车辆涌向唯一不加价的隧道，导致严重拥堵事件。

他不可谓不聪明，但正是这丧失本分的聪明害了他。他要在两个制度的缝隙里攫取财富，亦官亦商，赢了是他的本事，输了有国家给补上——不论这窟窿有多大。资本逐利的本性，彻底将红色资本家的后代塑造成了一个张扬强硬的霸王。他的令人炫目的“个性”，是由大陆无数国民的血汗钱浇灌而成的。郎咸平先生有“黑领”之说，他估计“以寄生垄断为业的黑领在全国约有2000万以上。”他们“垄断了包括政治、法律、经济、信息在内的一切社会资源，他们消耗了至少一半以上的中国国民收入。”郎咸平先生是这样描述“黑领”形象的：“他们的衣服是黑色的，汽车是黑色的，脸色是黑色的。他们的收入是隐蔽的，生活是隐蔽的，工作是隐蔽的……所谓隐蔽，就是像站在黑夜里的黑衣人，你知道他在，他也知道他在，但你不知道他什么样，在做什么。他们就是就职于政府和官有垄断企业的那个庞大群体。”

摘自：官商、黒领与祖先经商之道

 

 

我看到电视里面有专家说，中国受美国次贷影响不大，我们的经济运行良好，就差没说美国马上衰落后，我们就要成世界老大了。我很怀疑顶在他们头上的是大脑还是西瓜。

美国次贷危机，我觉得很大的原因是那些乱七八糟的金融衍生工具搞的，我们曾十分羡慕那玩意，政府一直鼓励金融创新，创新什么？就是那些极端复杂的衍生工具呗，不过被洗坏脑袋的中国银行家们，很难设计那么复杂的东西，倒也算躲过一劫。

 所谓金融衍生工具，目的就一个，放大财富，本来就那么点实物，折腾来折腾去，围绕他的货币量能有实物真实价值的10倍，100倍，到最后，买卖实物不过瘾，买卖期权，就是给你描述个未来的美好前景，然后请你掏钱，这玩意你说多少钱就多少钱，你认为值多少钱就值多少钱，古代不过是画饼充饥，现在是画饼卖钱，你们说，美国人是不是很能作？

美国画的大饼，大家都抢着买，拿什么买呢？拿美元。用什么换美元呢？你又没那么牛能画饼，只能拿你的资源和血汗去换美元。你说说看，不过用一堆纸换了你的血汗和资源的美国都危机了，都衰落了，你们这些真出血的国家，还能好的了吗？

中国是出血最多的那个国家，不信你看看外汇贮备量就知道了。

前面石油涨成那个样，欧佩克也不肯增产，人家说的对，说石油是够用的，后来涨那么高是因为来回倒腾的，开始还觉得欧佩克在忽悠人不肯降价，现在看看，一点没错，你看看从140跌到今天的70，才用了几天啊？就算需求减少，也没那么快的，乖乖，这一次蒸发的财富不得了噢，是个不可想像的天文数字。

说了那么半天，究竟跟中国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要各位保重呢？待我道来。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是用什么经济指标的？GDP，啥叫GDP？就是所谓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就是说，只要有生产服务的过程，这个增加值就成立，至于被服务的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无所谓。

这个体制下，老百姓一没大脑，二没选票，想被当人对待，很难。外国资本家也好，港台资本家也好，到了你这来，可就入乡随俗，不和你讲那一套了，人家在本国被民主体制挤兑的够难受了，难得有个随意剥削奴役工人的地方，乖乖，这种好日子，在西方都过去100多年了，没想到旧梦又能重温啦，你说，他们能不喜欢这个地方吗？

政府也好，工会也好，可不是帮着工人说话的，你不信，关注一下中国的劳资纠纷，政府无一例外坐在资方那边，当然，美其名曰是发展经济，好像不血汗一下，这经济就发展不起来了。

好吧好吧，为了发展经济，忍了，可是社会保障制度你得建立啊，没有，医疗呢？大病等死吧，住房呢？反正很贵，一般人买不起。好吧好吧，都忍了，可你得给我们的子女一条上升的通道啊，这辈子当奴工就算了，还指望孩子出人头地呢！嘿嘿，一边待着去，像样的幼儿园一年至少1万块，上不起别上，至于大学，都不是义务教育了，没钱你就别来了。

可怜的那点工资都得准备这些事了，哪里来的内需？不要紧，欧洲和美国帮我们吃，帮我们用，帮我们享受，可这会美国也出问题了，那么超级大的产能怎么办？回头抢国内市场吧，国内原本的制造业怎么办？抢不过就倒闭吧。本来么，经济好的时候，制造业就很难拿到钱，人有钱不会直接去房市股市啊？可是经济不好了，制造业更难拿到钱，银行就不谈了，恐怕民间借贷体系都要崩溃，你看浙江那边，不是已经开始断裂了么？
内需不足，出口不济，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内需更不足。这个循环，我看不是一年两年能打破的，这会大家都没信心了，你再出台什么房产救市政策也不管用了，前面不是还假惺惺的说要打压房市么？这房市还没怎么的呢，瞧把你们给急的，原来之前你们觉得房价太高是装的啊，这会就迫不及待自打耳光啦？不过我估计，这些政策是不会起作用的，弗里德曼有句话描述你们特别到位：你们可能是任何东西，唯独不可能是经济学家。

看到了吧，你别看什么增长率，CPI的什么的，注意看看周围有没有企业连续倒闭，公司连续倒闭，就知道这波席卷世界的危机真相了。而且，这才刚刚开始，难过的日子在后头呢。

所以，别买房，别买车，没结婚的别结了，结了的别离，别辞职，别轻易换工作，别养小三，如果有人养你倒可以。节省开支，捂好腰包，准备过冬吧，可能2年，可能5年，可能10年。

 

波波

谢国忠:中国很多中小企业都是救不活的。它们中有很多本来就不会做生意，都是依靠砍价、欺诈工人、欺诈银行、欺诈供应商生存。除了价格竞争砍价之外，它们就没有其他的经营方式。这种企业从长远来说是没有生存的机会的。

只有在经济调整过程中把低效率、不该生存的企业泡沫挤掉，好的企业才会生长出来。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很多企业不会做生意还占着地不走，然后拉政府的关系，拉银行的关系，在政治上施压存活。这使得很多好的企业失去了生长机会。中国企业如果不更新换代的话，经济是不能往上走的。

谢国忠:中小企业借款都很小，但是很多企业实际上都是救不活的。浙江现在出了很大的问题，我去看了一下，很多企业是因为它玩房地产才出了问题，主业没有做好就更不要说了。这种情况政府还要去救，怎么救得活？亏空可大了。

我觉得政府要做的应该是不让这些企业逃走，有些企业钱都转到国外去了，你根本逮不到。我们十几年前就经历过这样的事，人都逃走了，债就没主了。

理财一周报:那政府还要去救，您认为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谢国忠:这些企业和当地政府都是属于共同利益集团的。

贸易转向石油新富国是经济起飞必要条件

理财一周报:出口在放缓，国际环境也充满不确定性，刺激经济是不是主要靠拉动内需？

谢国忠:中国政府现在需要做两件事情，第一是把地方财政搞活，地方财政主要靠土地拉动，现在因为资金链出现问题，有很多退地，当地政府的钱回笼不回来。中国这几年财政都是向中央政府倾斜的，这种时候，中央要把财政多分配给地方。地方财政搞活了，经济就先活起来了，这解决的是一个流通性问题。

第二，当需求不足时就要刺激经济了。1998年我们是靠造公路拉动经济，这次我们要造城市基础设施，包括地铁，污水处理系统、饮用水，铁路等，这些方面是不会浪费的。

另外，政府要启动就是要重组瘦身，就像1998年那样，加快国企改革，公房出售，增加效益。税收要改革，金融体系也要改革。现在我们的金融体系赚钱全部靠政策，今后利率要竞争，汇率现在没有升值压力了，赶快浮动，为下一轮起飞做准备。

改革需要很大的勇气，中国经济现在已经面临很大困难了，不能拆东墙补西墙，混过去就算了，是下决心的时候了。

理财一周报:您刚才提到我们的金融体系主要靠政策盈利，能具体谈谈这个吗？

谢国忠:中国金融实际上是个负增值的行业，利润增加全部靠政策，是拖经济后退的一个行业。比如，银行息差是政府规定的，股市也都是政府在操纵的。企业谁能上市谁不能上市也都是政府定的，中介基本上不起作用。

中国股市有很多地方要改，首先股市上市必须登记制，然后券商要开放，我们现在全部是国企在做券商，国企连银行都做不好，还做得好券商吗？中国的情况就相当于华尔街上的投行全是国企，就是这个概念。银行利息要开放，不能让银行像印钞票一样赚钱。汇率也要继续开放，现在没有增值压力了，是实施浮动汇率改革的好时机。改革一定要有压力，压力大才会改，现在既得利益者太多了。

理财一周报:现在国内外的经济都在放缓，在这种双重压力下，是不是改革的最好时机？

谢国忠:中国都是有压力才会有明显的改革，这要看明年的压力有多大了。

理财一周报:奥运后能源价格调整是不是会继续进行？

谢国忠:如果能源的价格全部掉下来的话，中国的压力又减轻了。但是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美国的货币这么松，印了这么多钞票，能源的价格怎么可能掉下来呢？不太可能的。现在美国的金融体系基本上已经破产了，所以才会疯狂印钞票。

理财一周报:您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下一轮经济增长应该是靠亚洲国家的相互贸易实现。能具体阐述这个观点吗？

谢国忠:中国没有贸易肯定是发展不起来的，美国现在没钱了，钱跑到哪里去了呢？都跑到出口能源产品、石油的国家去了。现在这些国家的钱多得用不完，所以贸易要想办法赚它们的钱。这个转型做好了，是经济起飞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不过，经济起飞的前提条件是上面提到的金融改革、企业瘦身等提高经济效益的措施。

理财一周报:在您的观察中，现在有没有向这些方面转型的苗头？

谢国忠:现在做得比较成功的比如华为、中交（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都在这些国家开拓了市场。机械设备行业也有一些，基本上都是朝那个方向走。不过，我们的传统出口行业还没有转过来，比如轻纺、电子等行业。

以前我们跟美国人做生意，设计等核心领域都是美国人在做，中国就相当只有一个工厂、一个车间。企业的大脑、心脏都是在其他地方。

一个完整的商业体系需要你去做品牌、做销售、做设计，这对于很多习惯了做加工的企业来说改变是不切合实际的。企业转型说到底是人的转型，人要变的话是难上加难。满足新需求需要新的企业。

1957年底，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发生争执。赫认为原子弹改变了战争的性质，一打起核战争，不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整个世界也许都会毁灭，哪里还有什么人民可以依靠？因此苏联不能与美国发生核冲突，要和平共处。毛泽东批评赫右倾，说我就不信打核战争全世界27亿人会死绝，我估计可能死掉三分之一或者更多一点，“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要多。” 1958年9月，毛泽东表示苏联应派导弹部队到中国来，不怕美国用核武器攻击。毛再次强调：“为了最后胜利，灭掉帝国主义，我们愿意承担第一个打击，无非是死一大堆人”（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如果去问问那些具体的中国人民，你们家一半的人要为“世界共产主义”的胜利被原子弹炸死，你们愿意不愿意？我不认为会有一半的中国人举双手拥护。

此后毛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发动的1959-1961年大跃进运动，“一大堆人”（学术界推算在2600-4000万人之间）饿死，创下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上最大的饥荒死亡记录。这期间刘少奇等务实领导为缓解空前饥荒，施行少浮夸、少平调、少征粮的纠“左”调整，毛泽东极为不满，责备刘：“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回答：“人相食，要上书的！”（《王光美谈话纪录》）。意思是这三年饥荒导致很多地方人吃人，以后中国的史书不会不记下这一绝人寰的政策失误的。

一位中共党校老教授对我说：大饥荒的三年里，毛泽东发表过多首诗词，没有一首表达对数千万中国老百姓饿死的同情。相反，他这三年的诗词里，处处抒发的是愉快得意的心情：“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所以我说，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人民”这个政治术语在中国到处都是，但都被抽象化了，现实生活里人民什么都不是。1978年底发起的改革，使政策的出发点开始扭转，转到具体的人民身上。

 

摘自：说说“人民”（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丁学良）

中国必须避免将来可能的泡沫，但是这一次，恐怕想避免泡沫破裂带来的痛苦，已经太晚了。 （作者为独立经济学家） (本文来源：环球企业家 )

在中国逐渐告别共产党控制一切的时代之际，围绕中金的争执反映出中国传统价值的韧力——如政府关系至关重要，尽管它也表现出资本主义的一面，但它巧妙地运用复杂融资，有时还是用来针对其外国合作伙伴。朱云来和其他人的关系网，帮助中金强大起来，而这些关系现在正成为摩根士丹利面临的阻碍。

在中金成立之初，摩根士丹利的高管十分高兴。在帮助中国企业在当地上市方面，中金当时几乎享有垄断地位，这使摩根士丹利获得了相对于其它外国竞争对手的优势。中方，即当时王岐山领导下的中国建设银行（王岐山如今担任主管中国金融服务业的副总理）也同样高兴，因为建行也获得了相对于其银行业竞争对手的类似优势。中金其它合作伙伴包括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overnment of Singapore Investment Corp)和香港地产大亨查懋声(Payson Cha)。

在王岐山的引荐下，朱云来于1998年加盟中金，多年来一直保持低调。尽管在早期，摩根士丹利方面为中金引进高管，但后来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的管理层，它越过了摩根士丹利，直接由朱云来控制。在今年1月份的董事会召开前，中金管理层几乎完全由中方控制。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方管理层逐渐积累了大约20%的股权。

他们都得到了不错的报偿：在前面提到的20%股权中，朱云来持有多少尚属未知。但据悉，去年他赚了1700万美元，高于前年的1000万美元。相比之下，中国高层政府官员每年薪酬只有区区1万美元。中国知名本土券商中信证券(Citic Securities)董事长王东明的收入，也远低于100万美元。

在素可泰酒店召开的董事会上，中金管理层利用摩根士丹利希望退出中金之机，要求获得更多股份，以提高持股比例。几位与会者表示，朱云来在会上保持沉默，但董事李弘(Susan Li)提出了一项股权激励计划。她警告，如果该计划得不到董事会的批准，可能导致大批高管离职。

在她发言后，中金投资银行部门主管丁玮激动地指出，中金是建立在管理层的血汗之上的。与会者表示，丁玮尖锐地问道，至于公司所有者，“他们为中金做了什么？”此言激怒了香港股东查懋声。

就摩根士丹利出售中金股权的努力而言，中金管理层的要求不是个好兆头。摩根士丹利一直在与一些希望收购其所持中金股权的美国私人股本公司进行谈判，其中包括贝恩资本(Bain Capital)、凯雷(Carlyle)、CV Starr、JC Flowers和TPG。一位考虑收购中金这部分股权的私人股本公司负责人表示，这些潜在买家在担心“中金是个好公司，但里面存在着一些泡沫”。中国内地股市曾大幅飙升，但已经开始下跌，这些收购集团都不希望支付最高水平的价格。如今他们还担心，任何买家都将面对股权立即被稀释的危险。

朱云来和中金管理团队也向潜在买家表达自己的要求，不过方式更为委婉。在与其中一个买家谈判时，朱云来阐明了他的看法：在大多数经纪公司，半数股权由管理层持有，同时50%的收入作为薪酬。这个第二位潜在买家回忆道：“他表示，这是该行业通常的运作方式，有鉴于此，让我们谈一谈合理的方案，因为20%的比例过低。”

这位买家补充道，作为尽职调查程序的一部分，当他所供职的集团与中金管理层会面时，在原计划的四小时时间内，（中金）管理层花费了一个多小时，来陈述他们提高股权比例的要求。

除了要求得到更多股权以外，中金的高管还表示，他们希望与至少一家本土券商合并，同时称，马上上市可能是个难题。第二位潜在买家表示：“他们希望达成另一笔交易，这样一来薪酬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将会降低。”

在得知管理层不愿上市后，一家初期参与竞购的公司退出了竞争。私人股本公司很少在没有明确退出方案的情况下进行投资，而最明显的退出方案就是将中金上市。

摩根士丹利通过这些股权筹资10亿美元的希望似乎落空了。以朱云来为首的管理层拥有相当大的议价能力，这不仅仅是因为只有出售了这些股权，摩根士丹利才能在中国采取新的行动。此外，正是朱云来的关系，使得中金公司如此值钱。

代表第二家私人股本公司了解中金的合伙人表示：“中金是一招鲜。”这一招就是将国有企业上市。要想赢得这些企业的承销及保荐委托，最重要的是与关键的政府及党内官员建立关系——而朱云来拥有大量的此类关系。一位中金前员工表示：“他去见省领导人时，见的是曾为他父亲工作过的官员。他是靠着父荫赚钱的。”

无可否认，朱云来建立了一项业务，并为包括摩根士丹利在内的股东赚到了钱。摩根士丹利的初始投资为3500万美元，现在至少增长两倍，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朱云来不仅能赢得授权，还知道如何行使这些权力。对如何从国有企业僵死的躯壳中缔造出赢利的公司，朱云来已是一个专家。

“他在这个体系中玩得转，”朱云来一位前下属表示。“如果说这种情况不公平，那是因为这个体系不公平。”

(FTCHINESE.COM)

“文革”期间来华访问的外国人，有几个地方是必被安排“参观”的，哪怕不去天坛、长城，这几个地方一定要让老外看。比如，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的万吨水压机。那时的宣传称，这台设备赶上并超过了国际先进水平。
那时来中国的外国人，大多是有特殊背景的，基本都是中国政府的官方客人。接待者总要宣传这台水压机是如何“在毛泽东思想指引、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鼓舞下，赶上或超过世界水平”。终于一次，一位外国客人实在忍不住了，就问解说员：你知道当今世界上，水压机的先进水平是怎样的，你有技术参数吗？
这个老外估计是搞工程技术的，他的问题一下让中国讲解员楞了，“不知道。”“不知道？那你怎么说这台一万吨的就是赶上和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啊？”后来，我们才知道，一万吨的水压机，外国在19世纪末就造出来了。
所以，不承认人家先进，还不可怕；而不知道人家先进，才是最可怕的。
另外一件我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发生在1998年的北朝鲜。
那是我第一次到北朝鲜。我们一帮外国学者参观完新义州后，当地政府特地安排小学生给我们表演。这应该是当地最高的艺术水平了，无论唱歌、跳舞都非常优秀，但一看孩子们穿的衣服，我就感到很悲哀。这支表演队应该是北朝鲜的面子工程了，可小演员们身上穿的却是中国贫穷地方开会时用的那种最廉价的化纤布。因为颜色不好看，透光、容易散线，在中国比较富裕的农村都不会用这玩意了。
表演的压轴节目是一首歌，整个表演队伍全部上场，用朝语、英文和中文三种语言轮换着唱，题目是“全世界都羡慕我们”。我对这里的其他宣传，觉得还能忍受，但这个“全世界都羡慕我们”，却让我震撼！写歌的人肯定不是孩子，而且可能是发自内心地创作了这个东西。“全世界都羡慕我们”，这题目说明，他们认为自己是最好的，东方要学他，西方要学他；大国要学他，小国也要学他。
这对于我们来说，是顶级的黑色幽默，但对那些孩子来说，则是发自内心的真诚。这是蒙昧的真诚。
这就是我为什么一再强调，一个国家若无开放，则绝无好的改革。

（FT中文网公共政策与社会事务编辑高嵩根据访谈整理）

德雷森勋爵：“你必须全神贯注，完全投入你所做的事……同时还要有战术。活着是一种美妙的感觉，让人上瘾。”

他表示，他从不同职业中获得的一个经验是，成功“基于接受未来是不确定的。”

“你的选择很多。不要把太多时间花在分析所有这些选择方面。分析、做出决定，然后行动。当你行动时，你就会知道这是否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保罗•德雷森(Paul Drayson)曾担任英国国防采办大臣。

马英九 称人民对民进党的不信任投票让他感到欣慰，也是警告，因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燃料乙醇、陈化粮、国家会计学院和多问几个为什么

 

    终于听到有声音说要限制用粮食生产燃料乙醇了。其实早就有人呼吁不要扩大这种靠财政补贴进行的变粮为酒工程。但是，陶醉在别人营造的环保概念和绿色幻觉中，谁又能真正明白呢。

    按现在的生产工艺，生产车用乙醇明显是不经济的。那么，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说清楚呢？这就不得不提到近些年惹了不少事儿的“陈化粮”。那么多的粮食如果变成不能吃的废物，姑且不说那些保管的费用，损失的金额一定不少。这么大的数字可是好说不好听啊。“不能吃还不能做酒精吗？做出来的酒精，人不能喝汽车还不能烧吗？”一句话提醒了梦中人。问题一下子解决了，以后可以安心唱京剧了。

    本来这不算是太坏的开头，但接下来却被不理智的热情和贪婪的获利者引向极端。到处都要改烧乙醇，因为不烧乙醇你就不环保不绿色了。这年头这两顶帽子你担的起吗！到处扩大乙醇产量，陈化粮是早就不够了，现在终于引出人们的疑问。为什么要把好好的粮食拿去做酒精啊？国家不是一直在限制白酒生产吗？为什么好好的粮食，非要花上一笔钱把它放在国家的粮库中，变成不能吃的陈化粮呢？

    这和儒家智慧有关吗？和要传授“不做假账”的国家会计学院有关吗？

    新一代的中国人要无愧于大国的国民，遇事还是要多问几个为什么才好啊！

刘仪伟告诉记者：“自己的平淡也是种解脱。永远都一马当先是很辛苦的，所以差不多就行了。幸福不一定来自于绝对，我的幸福来自‘差不多’。”

　　经过20多年的风风雨雨，联想高层达成共识：如果大环境不好，求助于小环境，小环境不好，试图改造小环境，改变不了，宁可不做也不当改革的牺牲品。

柳传志最近在忙什么？

当人们习惯把目光聚焦于联想集团的海外市场时，柳传志已经把联想控股带入新的投资领域。作为董事长，柳传志现在掌控着包括联想投资、融科智地、弘毅投资三大子公司，涉及IT、风险投资、房地产等多个领域。在联想实现变革之时，柳传志也完成了一次从企业家到风险投资家的转变。

“做投资的感觉不同了。”近日，柳传志在广州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做投资，大部分时间要在办公室里和人谈判，而在制造业，要经常在外面奔波，一个‘穿皮鞋’，一个‘穿草鞋’。”

他认为，投资就是做四件事情：第一融资；第二找合适的项目；第三帮企业怎么做好；第四获利而退。与国外的投资公司擅长融资相比，自己的优势则是有过二十年的国有企业管理经验，深谙如何帮助投资企业做大、做强。

柳传志谈言：“行行有不同，做投资行业，如果没有打仗的基础，茫然做会死得更快。”

如今，昔日联想集团总裁、董事局主席的柳传志已经成为其母公司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总裁。时至今日，柳传志对于伴随着一起成熟的联想依然念念不忘，向记者悉数了联想发展历程中的几个关键时刻。

“当年与戴尔一战太重要了”

柳传志说：“一个企业，特别是制造业的企业，非常像军队，在策划一个行动的时候，经常是几路人马同时行动，再同一时刻到达同一地点，事情才能做好。”

1998年之前，中国加入WTO还仅是奋斗中的梦想，国内市场的竞争远未白热化。1998年，联想成为国内大企业中进入ERP（企业资源计划项目）的第一家。柳传志说：“当时我们已经意识到，加入WTO之后如果没有ERP我们会被打得落花流水， 做ERP最困难的是业务流程重组，业务重组等于是权力重新分配，供应链、研发链等打破重来，这个对企业是个很大的挑战。”

事实证明，联想并非“杞人忧天”。从1995年到2000年，联想年利润和营业额还能保持70%-80%的高增长，然而在2001年之后，形势发生变化，联想遇到国际竞争对手戴尔的阻击。

柳传志说：“由于战略原因我们没有彻底研究戴尔，只是做了一些小的调整，当时形势不好，年年市场占有份额下滑，戴尔却在上升。大概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的市场占有份额大概在28—29%，2004年降到24%。在 2003年底，当时杨元庆组织召开了一个战略会议，详细分析了戴尔是怎么做的，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之后，联想从组织架构到业务模式都做了调整，与戴尔这场市场争夺战可谓短兵相接。柳传志说：“像一个大手术，使原来的链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时联想内部上下关系接不上，导致2004年开始执行的时候一阵大乱，营业额和利润双双下滑。”

事实上，当时联想上上下下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之下，因为在2004年之前，联想正处于和IBM谈判并购事宜的关键时期。

2004年底，联想情况开始好转，由于改组成功，使得联想市场份额由2004年最低的24%升到目前的35%左右。

柳传志深有感慨地说：“这个胜仗对我们后来并购IBM，进行文化磨合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一仗实在是太重要了。”

“联想曾反复等待股改时机”

众所周知，在1984年，中国科学院以20万人民币做资本投资建立了一个典型的国有企业——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这就是联想的前身。

从中科院计算所11名科研人员开始发展的联想，在最初的几年，就有员工提出持股建议。“我们很希望员工能够持有股份。”柳传志说：“在1987年前后，吴敬琏老师带着工作组已在中关村进行过股份制改造，但我没有找他们，认为时机不合适。”

1993年前后，柳传志向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提出“员工持股”的要求。柳传志说，“科学院就是我们的‘婆婆’，而且是一个非常开明的婆婆，周院长非常理解，跟我们说院里非常支持我们进行股份制改造。”

但由于当时联想隶属于中科院，不是由国有资产管理局管辖，致使员工持股的想法还是落了空。柳传志说：“虽然没有实现，但是院长认为我们做了这么多工作，所以给了我们分红的权利。这是我做的第一步。”

2001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非常关心企业股份制改造的问题，柳传志回忆：“当时准备拿联想做试点，由财政部、科技部、北京市牵头进行改造，财政部认为不能让国有资产流失，让我们拿钱买35%的股份。”

“后来，经过评估，联想当时的净资产在打7折之后是4、5个亿。哪个企业的员工也买不起，我们买得起的原因是分红一直没有动，当时就想拿这笔钱买下我们的股份。”在柳传志看来，员工持股这件事情只能分步做。

《中国经济周刊》了解到， 在35%的员工持股中，创业核心人物占35%的全部，在原始创业者中，有200名成员占20%，其余45%留给后来加盟的员工。

事实上，一路迅猛发展的联想在员工持股问题上却笃信“拐大弯”，拿柳传志的话来说，开汽车到一个地方急着拐，就要翻，如果提前知道要拐，就能拐过去。

“要有理想但不要理想化”

1992年，联想在深圳建立了自己的生产基地，每天从香港用货车拉元器件到深圳组装成机器。

柳传志回忆说：“我们曾遭到当地海关不公正的待遇，那时候年幼无知，把这事告到了海关总署，海关总署来人处理这个事情，处理结果是批评了当地海关，我们这边虽然是赢了，但从此以后我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那之后，由于形势所逼，联想的生产基地被迫迁往广东惠阳。柳传志认为：“后来觉得自己只应该关注企业的发展， 纠正其他不良风气不是我们的责任。” 1998年前后，国务院从海关内部彻底整顿以后，情况才有所好转。

经过20多年的风风雨雨，联想高层达成共识：如果大环境不好，求助于小环境，小环境不好，试图改造小环境，改变不了，宁可不做也不当改革的牺牲品。

柳传志颇有感慨地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做企业，要有理想而不要理想化，而人如果没有理想跟一切黑暗的事情同流合污那是非常可悲的事情。”(谈佳隆)

像四年前的海尔集团与陈毅聪的官司一样，过去一个月中，富士康科技集团与《第一财经日报》的两名记者间的戏剧性的案件，吸引了广泛的注意力。最初3000万元的赔偿金额，迅速使所有人的注意力，从诉讼最初的核心——报道是否准确——转移到了别的方面。新闻媒体与公众表达出的潮水般的愤怒情绪与其说是针对具体的富士康公司，不如说是一个受困的社会的不满情绪的集体释放。人们目睹着公共生活中的不公正的加剧，看到了权力与金钱的傲慢，被迫接受一种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我们生活在一个强者缺乏同情心，而弱者缺乏正常的表达渠道的时代，普通人对此深感无力，不知如何应对，于是强者变成了傲慢，而弱者则充满了偏见。

所以东北一起交通事故，演变成全国性的“宝马案”，因为它其中蕴涵了财富与贫穷、权力与无力的悬殊感；任志强公开为高房价的辩护，则引发了对全国性的对地产商的不满情绪……

从《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翁宝口中“这是媒体业的911”，到 “这是新闻同业的胜利”，这一案件的转折充满了意料之中的戏剧性。富士康公司最终将起诉对象由两位个人转向《第一财经日报》，索赔金额降为1元钱，它收敛起最初的咄咄逼人的傲慢，表明自己正是出于对新闻公正性的要求，完全忘记了最初3000万的索赔中蕴涵了多么强大的暴力逻辑。

按照现代社会的兴奋与遗忘的速度，可以预料，人们将很快对这一事件失去兴趣。但是，我们尚不清楚，我们该如何安抚社会中酝酿的那种不安、容易暴躁的情绪，该如何减少那种不加掩饰强权逻辑的傲慢，看起来，它们仍都缺乏对应的制约力量。更为关键的是，在这一争吵中，最初的被报道者、被同情者，工厂中那些被过度辛劳的劳动者们，却可能再度被遗忘……

 

 而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民营和国营一样不行。我们现在该怎么面对这些问题，是我这半年来研究的问题。关键的问题在于，国营和民营企业思维的僵化让人不可接受。僵化到什么地步呢？他们很简单地将企业战略想象为上市融资，简单地想象为全面技术改造，简单地想象为吸引人才。但是他们有没有想到这些思维有可能都是错的呢？这些思维只有在一个正确的战略思想指导下才有价值。否则就是浪费时间、浪费精力、浪费资源。

我们从最近崛起的几个国家来看，韩国、西班牙和瑞典，他们怎么成功的？资金没有我们国有企业的多，技术也没有，人才就更不用讲了，他们为什么成功？人家是因为战略思维的突破而赶英超美，我们的企业什么时候能呢？如果我们的国企和民企在国际化下全线崩溃，你不认为这是个该重视的问题吗？

　　再多的资金也不一定成功，我们的国企不就是这样的吗？中国也没有什么高科技，技术也不行。不能靠人才，我们本来就是个缺乏创造力的民族，你说我们还有什么可以靠的呢？这才是我们的悲哀。如何在困境下，国企、民企共同求生存，最关键就是思维要有一个翻天覆地的突破。

郎咸平:我就是要刺激国人

来源：时代信报   时间：2006-8-11 07:33

 

“现在谁还在用索尼相机？你知不知道你用的产品是一个垮掉的企业生产的。我在西安和上海做了个调查发现，西安100%的人用索尼相机，而上海是40%，我发现使用索尼的比率和经济发达程度成反比。”

 

　　“你们都读了本科吗？但我告诉你，在国内顺利读完本科的人都是毫无创造力的人。”

 

　　“中国的企业家就是毛躁，一心想投机取巧。我会用实际案例证明给你看，并且你会发现我是从来不会错的。”……

 

　　这些“狂”语，只有出自郎咸平之口。

 

　　风采依旧，犀利依旧。2006年8月6日，在《北大商业评论》重庆站举办的“转型期的公司治理”论坛上，郎咸平再次出语惊人。

 

　　自“郎顾之争”以顾雏军落马，郎咸平大获全胜结尾，近半年来，郎咸平相对“安静”。

 

　　郎咸平在干什么？他的“炮轰”结束了吗？他批评的锋芒又将指向哪里？

 

　　在结束了一天的演讲之后，当天下午，郎咸平在他下榻的重庆扬子江假日酒店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沉寂，并非因我被打压了

 

　　郎旋风这半年来为何突然“沉寂”了——记者问及原因，郎咸平笑言，他是在“修身养性”。事实上，近半年他在从事关于零售业、流通业的案例研究。

　　

中国的零售连锁企业，比如说华联，与国外的零售企业，例如沃尔玛、麦德龙等，它们的企业战略有什么不同。还有家电连锁企业如国美、苏宁，它们的盈利模式有什么不同，以及服装业的一些案例，这些都是郎咸平关注的对象。这些研究结果归结为一本叫《模式》的书，即将面世。

 

　　时代信报：相比较于2005年，近半年来，你似乎比较沉寂。你主要在从事哪方面的研究？

 

郎咸平：沉寂的缘故可能是因为大家期待我像以前一样，批评哪个企业。而我最近没有做这样的事情，我做的是企业战略方面的研究。当没有批评的时候，就引不起大家的关注了。这半年主要在研究企业家的创新思维，我认为创新思维是企业成功的关键。

 

　　不是我被打压了，没有这回事(笑)，再说人也应该有进有退，天天进也很辛苦。

 

　　时代信报：顾雏军落马，你笑到了最后。

 

　　郎咸平：我没有笑过，你看我笑过吗？(大笑)

 

　  时代信报：这是不是表明你的“炮轰”算是告一段落？你认为关于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争论结束了吗？

 

　　郎咸平：媒体对我讲话喜欢用“炮轰”两个字。而在我做研究时发现，整个国企改革的战略思维是有问题的。我只是想通过这些案例来提出什么是正确的改革战略思维，过去的谬误在哪里而已。

我们把国有企业的问题简单化了，国企很多问题怎么解决？简单地民营化就能解决问题吗？这是个很肤浅的问题，民营企业就没有问题吗？有经济学家批评我说“郎咸平认为国企比民企好”，这话我没有说过，是他说的。我的观点是：“国企也不行，民企也不行。”这是目前中国企业最大的症结。

 

我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民企一定比国企好。你现在看，中国有哪一个民企可以站到台面上说：“我行。”有，顶多也只有几家而已。我们中国有13亿人口，最后只找得出几家而已，你不觉得太可悲了吗？我所希望的是一百万家，十几万家，而不是几家。甚至这几家也是特例，是例外而已。

 

而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民营和国营一样不行。我们现在该怎么面对这些问题，是我这半年来研究的问题。关键的问题在于，国营和民营企业思维的僵化让人不可接受。僵化到什么地步呢？他们很简单地将企业战略想象为上市融资，简单地想象为全面技术改造，简单地想象为吸引人才。但是他们有没有想到这些思维有可能都是错的呢？这些思维只有在一个正确的战略思想指导下才有价值。否则就是浪费时间、浪费精力、浪费资源。

 

我们从最近崛起的几个国家来看，韩国、西班牙和瑞典，他们怎么成功的？资金没有我们国有企业的多，技术也没有，人才就更不用讲了，他们为什么成功？人家是因为战略思维的突破而赶英超美，我们的企业什么时候能呢？如果我们的国企和民企在国际化下全线崩溃，你不认为这是个该重视的问题吗？

 

　　再多的资金也不一定成功，我们的国企不就是这样的吗？中国也没有什么高科技，技术也不行。不能靠人才，我们本来就是个缺乏创造力的民族，你说我们还有什么可以靠的呢？这才是我们的悲哀。如何在困境下，国企、民企共同求生存，最关键就是思维要有一个翻天覆地的突破。

 

　　“郎监管”变成了“郎反思”

 

总结郎咸平的观点不难发现，他总是在用颠覆性思维看问题。近日，他又提出了中国企业最关键的是思维的突破。

 

他说自己的反思是“在适当的时候，替老百姓说了每个人都懂的话。”

 

　　“郎监管”——是中小股民由于郎咸平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送给他的绰号，那么现在中国的企业家是不是应该送给他一个“郎反思”呢？

 

　　时代信报：毫无疑问，你的所有观点都是对现行制度、规则、思维方式的再审视，再思考，是什么让你产生这种反思的冲动的？

 

郎咸平：我有这种反思的想法，也是从对国企改革的研究开始的。其实呢，我也是个很平凡的人，这也是一个正常人的判断思维。到国内后(注：指开始关注国内经济状况)，我不敢想象，这样荒谬的理论(注：国企产权改革理论)还能推行这么久。比如说：“东西是自己的才能做得好。”以至于导致国有的不是自己的就做不好，于是就有了“缺位”的说法。还有更荒谬的是冰棍理论——与其让冰棍融化光，还不如在融化光之前，就送给国企老总。

 

这样做，害的不仅是国企，还有民企，这完全摧毁了中国的是非道德和伦理判断标准。如果东西不是自己的就都做不好，那国家是我们全体老百姓的，那各级政府就有理由做不好吗？民营企业做大之后是不是要聘请职业经理人啊？副总是谁？财务总监是谁？员工是谁？难道民营企业就是这些人的吗？

 

民营企业家才是真正的受害者，他们经常抱怨没有员工替他打算。员工干好了就跳槽，不愿意跟他一起再发展。这是因为我们有一批没有信托责任的职业经理人。这些人放到国有企业侵占国有资产，放到民营企业，一样侵占民营资产。这是这么多年错误思维形成的恶果，这一点不值得我们反思吗？这种事情还需要一个伟大的人来反思吗？这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就能想得通的事情。

 

再举个例子，比如改革，我认为改革是正确的，但路径有问题。有些政府认为国有企业不如民营企业，当真把国企卖给民营企业后，它把工人全部赶下岗，自己把工厂拆了，建高楼，钱是他自己的，而土地等成本要全社会来承担。你认为这种改革的正确性还需要一个很伟大的人来判断吗？只要有那么一点智慧，你就知道这些都是错的。

 

改革本身是正确的，是我们民族进步的原动力，像美国等国家也一样要改革。然而一些改革的路径选择是错的。为什么这要我来讲，大家都不讲，因为我们的社会就不是一个有正义感的社会。很多人沉默不言就是怕得罪人。

 

　　我干的事情就是，在适当的时候，替老百姓说了每个人都懂的话。而我们的专家学者不懂得吗？什么是改革，那么多专家学者，看到的是表面上肤浅的一些理念。像我上面举例的这种改革是破坏道德伦理的，将改革的成本转给了社会，我所赞成的改革是造福全社会，或者全体老百姓的改革。什么叫改革，必须公平优先。

 

时代信报：你认为现行的制度、规则、思维方式需要改进，还是推倒重来？

 

　　郎咸平：制度本身是需要改进的，思维是需要推翻的，需要彻底的改变，因为改变思维成本是简单的，收效是巨大的。一个社会的历史、文化、制度的传承，需要时间，不断慢慢地做修正。但要改进社会的历史文化传承，思维方式首先就要改变。希望我们的思维改变得越彻底越好。

 

　　时代信报：一个社会长期累积的一种思维方式，必然会按照其惯性向前发展，作为一个反思者，你有没有感到力不从心？你能扭转吗？

 

郎咸平：我在推行思维改变的时候有没有遭到一些挫折。那么我想反问你，鲁迅在推进他的思维改革的时候，有没有受过挫折？

 

我想他一定也有很深的挫折感，当初他讲中国人有“阿Q精神”多少人反对他，但这个社会，就需要这样的人，来说出一些尖锐的话。但是，几年之后，你会发现，真正偏激的人不是我，你发现我说的不是偏激的话，我所讲的都是大家都明白的话。

 

有没有可能说我就是“星星之火”？能不能通过我这个人影响到周边的人，周边的人再影响到周边的人，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专家学者出来，共同推进这个理念，不是更好吗？

 

　　所以说，与其让我一个人把这个球抛出来，推动这个社会，不如大家一起来。我只是整个系统的一小部分，我要推动它慢慢改变。当我们的主流民意有所改变时，我们的社会才能成功。事实上我扮演的是个催化剂的角色。不能给我太多的工作，我能力不够。(笑)

 

　　时代信报：你认为对中国目前的现状而言思维最重要，让你产生这种判断的背景是什么？

 

郎咸平：你说我们国营企业缺资金吗？缺人才吗，到处是人才，我们的企业什么时候又好过了？技术，我们本来就缺技术，那就不谈了。就算技术不缺，我们的技术能比得过索尼吗？索尼都能崩溃，更何况中国企业。

 

　　为什么韩国企业能够超过索尼？有的就是正确的战略指导思想。在这种思维下，你会发现，资金、技术、人才，只有服从一个战略，这样才有用。话说回来，我们的企业家的指导思想就正确吗？我就是要故意刺激大家，让他们知道他们想的一切都是错的。你都想不到人家想的事，这足以让任何人震撼：为什么我想的都是错的？原来我们的文化教育体制所孕育出来的思维，都是错的，是不接轨的思维。就凭这点思维，给你再多的资金、技术，有什么用呢？德隆不就是个例子吗？

 

　　推进法制化需要一个强势政府

 

郎咸平所有的批评，以及他所提出的解决办法，最后的落脚点都在于法制制度的健全，而法制的健全，需要一个强势政府的推动促成。

 

　　法制制度是否是解决办法的良药？郎咸平表示：我愿意就法制这个课题尽我的绵薄之力。

 

　　时代信报：你为中国企业开的“药方”，无论是职业经理人制度，还是保障股市中小投资者权益的做法，最终的落脚点都在于法制的健全，你认为目前中国的法制建设与理想状态还有多远的距离？

 

郎咸平：我们以前对法制化的理解不够到位，经过这几年，我们大家才理解到原来法治才是资本主义的根本。只有法制化，市场化、民营经济才有价值，没有游戏规则，只会造成以大欺小，以强欺弱。

 

法制化是一个国家强盛的基础，在这个时候我愿意就法治这个课题尽我的绵薄之力，我的这个“绵薄之力”目前在司法界已经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我们不仅要推动法制化，而且还要理解它的含义。举个例子，外资企业有没有游戏规则？如果没有，它一样的会大欺小，强欺弱。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是靠什么？不是靠良心，而是靠法律，是法律让他不敢没有信托责任。

 

　　法治的意义是重大的，用强的威慑力让这个社会的所有人就范。外资、内资企业必须服从于一个游戏规则，对职业经理人而言也必须遵从一个法制，必须在法制化的要求下，充分做好信托责任。因此，法制化是社会责任的基础。

 

时代信报：在法制建设中，政府应该是一个什么角色？

 

　　郎咸平：推动法制政府必须要由大政府、强势政府推动。以英、美、德、法、日的案例来看，美国罗斯福总统，法国的拿破仑，德国的俾斯麦，日本的明治天皇，哪个不是一个强势政府的推动？

　　我们对强势政府有误解，有太多的恐惧。强势政府是有缺点，但是也有优点。一个国家的法制化必须由一个中央集权的强势政府来推动。大家不要误解我，说我郎咸平是不是主张中央集权的强势政府，我主张的是一个可以推动法制化的政府。

 

　　时代信报：当完善法制体系时，法制限制到了政府的权力，而政府又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法制建设的主导者)，此时你认为该怎么办？

 

　　郎咸平：我们所期望的政府是个开明的政府。政府必须这么做，为了长治久安，为了下一代久久远远的未来，必须这么做。我所期待的精英政府，是一个能建立法制化的政府，这是我的期待。至于限制到权力，这不应该是一个精英政府应该考虑的，精英政府应该考虑的是人民的长久利益。

 

　　“你就是一个投机取巧的人”

 

　　时代信报：关于“外资零售企业倾销”论，你提出这一观点的背景是什么？或者说是基于对哪个个体案例研究的结果？

 

　　郎咸平：我最近讲的案例是对家乐福、沃尔马、欧尚等零售企业的研究，他们都是在用国外市场的收入补贴中国市场，那么这些钱从哪里来呢？肯定是这些零售企业公司补贴的，凭什么让外国人的公司用国外市场的钱，补贴他的公司来赚中国人的钱？对我们造成的不公平竞争谁来负责？美国政府都要求公平竞争，凭什么中国政府就不要求公平竞争？

 

　　时代信报：有人认为你的这个观点有点夸大其词，你怎么认为？

 

郎咸平：对一个政府而言，有可能，就要防范。就是说如果国外零售业有倾销的嫌疑，就可以调查。不要等到事情发生就晚了。

 

如果你说我夸大其词，那么我问你，这事情在美国调不调查？当然要调查。美国的倾销调查哪次不是怀疑呢？为什么我们不能调查呢？不可以在外国人面前这么弱势，这是不可以的。

 

　　对一个政府而言，最好防患未然，未雨绸缪，什么事情想得坏点是好的。及早提出防范方案，会比亡羊补牢要好得多。一定要等它席卷中国的时候，再来补救吗？

 

　　时代信报：我们发现近年来，你一直奔走于各地讲学，每到一地，应者云集。你认为他们是冲你的名头来的，还是冲着你解决问题的方法来的？给这么多的人讲课时，你有没有曲高和寡的感觉？

 

郎咸平：我想很多是冲着名头来的，他们比较好奇。然而他们完全听不懂也是不可能的，我的课可以给人一种思维冲击。今天就有几个来宾给我讲，听了课有种震撼的感觉。

 

“毛躁，喜欢投机取巧，是我们企业家的通病。”哪个人可以在如此公开的场合批评所有人？只有我可以这么做。我当头棒喝告诉他们：“你就是一个浮躁的人。你就是一个投机取巧的人。”

 

　　能不能听懂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有人可以告诉你，你就是一个浮躁的人。你就是一个投机取巧的人。”

 

　　时代信报：我们注意到近两年你大多在针对一些企业进行个案研究，于是有人质疑你并没有“学术高度”，对此你怎么看？

 

郎咸平：我想请问这个批评我的人，哈佛大学也是搞个案研究的，那么哈佛也没有学术高度吗？哈佛以什么著名呢？案例教育，全部是案例，请他再批评一下哈佛大学吧。

 

　　你可以不同意它的教学方法，但这是哈佛大学教学成功的关键。

 

 

遇害“的哥”的妻子刘荣霞则提出卖掉艾绪强身体器官的想法，“他没钱赔，就用他的身子赔！”刘荣霞说，丈夫死后，她家里有7岁的孩子和70岁的老人需要照顾，她不知道如果拿不到赔偿金她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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